第137章 李渊私恩授重权，为＂秦王系＂的崛起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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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不仅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更体现了其深远的战略眼光，为玄武门之变和后来开创贞观之治埋下了重要伏笔。

武德二年（619年）七月二日，李渊正式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赋予其\"便宜从事\"之权，率军五万唐讨伐刘武周。这意味着裴寂可自主调遣河东诸军，无需事事请示。这种特殊授权在唐初极为罕见，足见局势之危急和对裴寂的信任。

这支大军由禁军精锐两万、河东地方驻军两万、临时征召府兵一万组成，另配属骑兵三千，由骁将刘弘基统领。为保障大军供给，唐廷特设晋州道转运使，由户部尚书萧瑀兼任，负责粮草转运。

然而，这一任命看似是对心腹重臣的信任，实则暗含深意。

当时李世民在陇右战功显赫，若再令其平定河东，恐功高震主。启用裴寂，既可牵制李世民势力，又能巩固皇权。同时，裴寂出身河东裴氏，是关陇贵族的代表人物。由其主持河东战事，有助于争取关陇士族支持，巩固李唐统治基础。这一决定体现了李渊在用人上的政治考量：既要应对眼前的军事危机，又要平衡朝局，巩固统治。

遗憾的是，这一看似周全的安排却埋下了严重的隐患。裴寂虽为李渊心腹，但缺乏实战经验。他虽获重权，却未能善用。在随后的介州之战中，裴寂指挥失当，导致唐军惨败，河东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一挫折不仅暴露了唐廷在用人上的问题，也迫使李渊重新启用李世民，为后来\"秦王系\"的崛起埋下伏笔。

同时，这一事件还折射出唐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笔者总结为“三重矛盾”：李渊过分倚重太原元从，忽视将领才能；在军事危机中仍不忘政治算计；未能及时启用李世民等良将。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九月”条中，司马光对裴寂讨伐刘武周一事点评道：“寂本非将帅才，高祖以旧恩用之，故及于败。”南宋吕祖谦在《大事记》中评裴寂：“以私恩授重权，而不察其才，此高祖之失也。”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有类似观点：“高祖以私昵用寂，而不度其才，此河东之败所由致也。”

这一事件成为唐初政治军事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战局，也深刻影响了唐朝初年的权力格局。它提醒后世统治者，在重大决策中，过分注重政治平衡而忽视实际才能，往往会付出沉重代价。

那么，高祖以私恩授裴寂重权，而不度其才，身兼晋州道行军总管裴寂此去是吉是凶，我们后面章节再详细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