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权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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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咱们说到，斯大林这位从格鲁吉亚大山里走出来的“钢铁之人”，在俄国内战的枪林弹雨和苏波战争的硝烟弥漫中，是几经沉浮，既展现了他铁腕冷酷的一面，也暴露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但无论如何，他凭借着对革命的“忠诚”（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和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才干”，在列宁病重、苏维埃政权初立的混乱时期，一步步地走近了权力的核心，最终坐上了那个看似不起眼、实则潜力无限的联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宝座。

然而，就在他开始利用这个职位悄悄编织自己的权力网络，准备在幕后大展拳脚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阴影，或者说，一份来自革命导师的“最后警告”，几乎要将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是如何在克里姆林宫那错综复杂的权力迷宫中，运用各种手段，一步步地清除异己，最终登上权力顶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公元1924年1月21日，对于苏维埃俄国来说，是一个天塌下来一般的日子。那位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经历了长期的病痛折磨后，与世长辞了。

列宁的逝世，不仅让整个苏维埃俄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更使得党和国家的权力核心，出现了一个微妙而危险的真空。谁将继承列宁的衣钵，领导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继续前进？这个问题，像一团迷雾，笼罩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也牵动着党内各位大佬们的心弦。

就在列宁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遵照列宁生前的嘱托，将一份被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文件，也就是后来震惊苏联政坛的《列宁遗嘱》，郑重地呈交给了联共中央政治局。

这份遗嘱，可以说是列宁在弥留之际，对他亲手创建的这个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最后思考和深切忧虑。在遗嘱中，列宁不仅分析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分裂的危险，更对他身边几位主要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等——都进行了坦率而尖锐的评价，点出了他们的优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的缺点。

而对于斯大林，列宁的评价尤其引人注目，也最为负面。他明确指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更要命的是，列宁在后来的一份补充材料中，更是毫不客气地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您想想，这“调开总书记”的建议，出自列宁这位党的最高权威之口，份量有多重！如果这份遗嘱在当时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公开，那对斯大林的政治前途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他那个刚刚有点起色的总书记宝座，恐怕立马就得挪窝了。

斯大林自然也清楚这份遗嘱对自己的巨大威胁。据说，当政治局的少数核心成员（包括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秘密传阅这份遗嘱时，斯大林本人的脸色肯定是相当难看的。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和“神助攻”出现。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前夕，关于如何处理这份遗嘱，党中央的高层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在斯大林的巧妙运作和某些人的“帮助”下，大会决定，这份遗嘱不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公开宣读，仅仅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干部小范围内部进行传达。 这无疑是斯大林化解危机的第一步。

紧接着，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当宣读完列宁关于斯大林“过于粗暴”、“建议调开”的段落后，斯大林本人“顺应民意”，非常“谦逊”地站起来，当场表示，既然导师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那自己愿意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服从党的决定。

这一下，可把球踢给了其他人。尤其是当时在党内与托洛茨基明争暗斗、也想争夺列宁继承人地位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格里戈季·季诺维也夫（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列夫·加米涅夫（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政治局委员）。

这两位大佬，当时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他们虽然也知道斯大林有些毛病，但他们觉得，当前党内最大的威胁，不是这个看起来还有点“土气”、不善言辞的格鲁吉亚人，而是那个声望如日中天、在军队中拥有巨大影响力、而且思想上总有点“特立独行”的列夫·托洛茨基！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过是个搞组织工作的“事务性”干部，好控制；而托洛茨基一旦大权在握，那他们俩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于是，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说“团结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居然联手站出来替斯大林说话了！他们公开表示，列宁同志的担忧虽然可以理解，但斯大林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还是卓有成效的，现在党内需要团结，不宜轻易更换领导核心，列宁同志的建议可能“不合时宜”。他们甚至带头倡议，希望斯大林能够继续留任总书记的职务。

您看，这政治斗争，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昨天的敌人，今天可能就成了盟友；而今天的盟友，明天可能就会背后捅你一刀。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斡旋”和“力保”之下，再加上斯大林自己也进行了一番“深刻检讨”和“低姿态”表态，中央委员会的高层最终“一致”同意，推选斯大林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这一结果，让当时在党内和红军中威望极高、被很多人视为列宁理所当然继承人的托洛茨基，是大失所望，也让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在这场刚刚拉开序幕的权力博弈中，似乎已经先失一着，起了个极其不利的开局。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正是他眼前的这两个“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对付他，竟然会选择扶持一个日后会将他们自己也彻底毁灭的“钢铁之人”。

斯大林有惊无险地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但他知道，真正的威胁还没有解除。托洛茨基，这位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口才出众、理论水平也相当高的“战神”，在党内和军中的威望依然如日中天，是他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为了对付这个共同的“心腹大患”，斯大林很快就与之前帮了他大忙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同盟。这三个人，都是政治局的核心成员，分别掌控着党的组织、共产国际（对外）、以及两大中心城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权力。他们联手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当时的苏联政坛上呼风唤雨，日后被历史学家们戏称为“三驾马车”。

这“三驾马车”一上路，头一件事，就是集中火力，猛攻托洛茨基！

他们利用手中掌控的党务系统和宣传机器，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展开全面的批判。他们给托洛茨基扣上了一顶顶大帽子，说他“个人主义”、“脱离群众”、“不相信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甚至声称“托洛茨基主义”从根本上就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而是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背叛！

斯大林更是赤膊上阵，亲自撰写文章，发表言论，公开宣称“党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埋葬托洛茨基主义！” 那架势，简直是要把托洛茨基从肉体到精神都彻底搞臭、搞垮。

面对这三位昔日战友的合力围攻，托洛茨基自然不甘示弱。他也是个笔杆子厉害的主儿，立刻奋起反击。他撰写了《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一方面深情回忆自己与列宁并肩战斗的革命历程，强调自己才是列宁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经动摇不定、反对武装起义的“黑历史”，以此来反击他们对自己的攻击，讽刺他们才是“机会主义者”。

一时间，苏共党内笔墨官司打得是昏天黑地，各种理论文章、历史回忆、互相攻击的言论满天飞。但可惜的是，笔杆子终究斗不过枪杆子（虽然还没到动枪的时候）和组织机器。

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牢牢地控制着党的各级组织和宣传机构。他们可以轻易地压制托洛茨基的声音，不让他的文章在党内广泛流传；他们可以利用党的会议，组织人对托洛茨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他们还可以通过调整人事，逐步削弱托洛茨基在各个部门的影响力。

终于，在1925年1月，一个决定性的打击降临了。在“三驾马车”的联手运作下，托洛茨基被解除了他最重要的职务——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 这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权！ 这个曾经一手创建和指挥红军打赢内战的“战神”，如今变成了一个没有兵权的“光杆司令”。

这无疑是托洛茨基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次重大失败，也标志着他在与“三驾马车”的较量中，败局已初见端倪。 他虽然还有一些支持者，在党内也还有一定的声望，但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他的政治能量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但俗话说得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放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场上，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当初之所以能走到一起，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托洛茨基。现在，托洛茨基这个最大的威胁眼看就要被搞定了，“三驾马车”内部的裂痕，也就开始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了。

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和党的领导权问题上。

列宁在晚年为了恢复被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国民经济，果断地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这个政策在当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引起了党内一些“左派”人士的担忧，他们觉得这是向资本主义“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