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权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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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斯大林呢？他一开始是支持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一段时间的，认为这是恢复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之举。他还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理论——“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和建成”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为苏联在没有世界革命爆发的情况下，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迎合了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希望稳定和建设国家的愿望。

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老革命”，思想上可能还停留在“世界革命”的激情年代。他们对新经济政策越来越不放心，觉得这会滋生资本主义势力，腐蚀党的纯洁性。他们更倾向于尽快结束新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且重新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积极支持和推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世界范围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巩固和保障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这种观点，与托洛茨基之前一直倡导的“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理念，倒是不谋而合。

于是，曾经联手对付托洛茨基的盟友，现在因为政策路线的分歧，开始分道扬镳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合了党内一些同样对新经济政策不满、或者对斯大林个人权力日益膨胀感到担忧的人士（比如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一度同情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联盟，被称为“新反对派”或者“列宁格勒反对派”（因为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

1925年12月，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这次大会，成了“新反对派”与斯大林领导的多数派公开摊牌的战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会上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民族狭隘主义”，指责新经济政策正在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要求加强党内民主，限制总书记的权力。

但可惜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通过总书记职位牢牢掌控了党中央组织机器和大部分地方党组织的斯大林。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代表们对“党内团结”的渴望和对“反对派”的厌恶，成功地孤立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大会最终通过了支持斯大林路线的决议，“新反对派”由于支持者寥寥，以惨败收场。

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打击。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的职务，他们在政治局中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

走投无路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才意识到，他们当初为了对付托洛茨基而扶持起来的斯大林，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危险、更难对付。为了挽回败局，他们不得不放下昔日的恩怨，硬着头皮去找他们曾经的死对头——列夫·托洛茨基，寻求重新联合。

于是，在1926年，一个成分更加复杂、目标也更加混乱的反对派联盟——“联合反对派”诞生了。这个联盟里，不仅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三位曾经的党内巨头，还包括了一些对斯大林不满的老布尔什维克（比如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一度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虽然她很快就迫于压力退出了）。

“联合反对派”的主要政治主张，基本上是融合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季、加二人对新经济政策的批判，要求加快工业化步伐，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内民主，警惕富农势力的增长，并重新强调世界革命的重要性。

面对这个来势汹汹的“联合反对派”，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斗争技巧和对权力的冷酷运用。他故技重施，充分利用自己对党中央组织部门和地方党组织的严密控制权，展开了全面的反击：

舆论打压： 控制报纸等党的宣传工具，将“联合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分裂分子”、“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代表”，给他们扣上各种政治帽子，从思想上搞臭他们。

组织清洗： 通过各级党组织，对“联合反对派”的成员和支持者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他们的职务，剥夺他们的发言权，甚至将他们开除出党。

秘密警察监控： 利用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的力量，对反对派领导人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搜集他们的“黑材料”，恐吓和分化他们的支持者。

操纵会议： 在党内各级会议和代表大会上，通过控制代表的选举和提案的审议，确保自己的路线得到通过，确保反对派的意见被压制。

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斗争，到了1927年12月，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在斯大林的严密控制下，彻底宣判了“联合反对派”的死刑。大会通过决议，以“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等罪名，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主要反对派领导人，以及其他几十名核心成员，统统开除出党！

至此，联共党内曾经势力强大的“左翼反对派”，被斯大林彻底清洗干净！

托洛茨基的命运最为悲惨。他先是被流放到偏远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然后在1929年，被彻底驱逐出苏联国境，从此开始了其漫长而颠沛流离的海外流亡生涯（最终在1940年于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出的刺客用冰镐杀害）。

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曾经的“革命元勋”，在被开除出党后，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斯大林“认错”、“忏悔”，希望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虽然他们后来也曾一度被恢复党籍，但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去了任何影响力，最终也没能逃脱在大清洗中被处决的命运。

斯大林通过这场残酷的党内斗争，不仅成功地清除了对他权力构成最大威胁的左翼反对派，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党内说一不二的主导地位。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如今要么流亡海外，要么俯首称臣，要么就永远地闭上了嘴。

就在斯大林刚刚把“左脚”的麻烦（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给利索地“剁掉”之后，还没等喘口气，他又觉得“右脚”似乎也有点碍事了。他立刻调转枪口，将矛头指向了党内另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以尼古拉·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派”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势力。

布哈林，这位被列宁在遗嘱中称为“全党最喜欢的人物”、“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在托洛茨基等人被打倒后，一度成为斯大林在政治局中最重要的盟友。布哈林等人坚定地支持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主张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与农民和平共处，循序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他们反对过快地、强制性地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担心这会破坏工农联盟，引发社会动荡。

然而，到了1927年底，苏联爆发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国家计划收购的粮食数量远远没有完成，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甚至出现了凭票供应的情况。这场危机，成了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斯大林将粮食危机的责任，简单粗暴地归咎于农村中那些相对富裕的农民——“富农”的“蓄意破坏”和“囤积居奇”。他认为，这些富农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最后堡垒，他们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是在向苏维埃政权进行“阶级斗争”。因此，必须采取“非常措施”，用强制手段从富农手中夺取粮食，并通过全面的农业集体化，彻底“消灭富农阶级”，将分散的小农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

布哈林则坚决反对这种简单粗暴的“阶级斗争”论调和强制性的集体化政策。他认为，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给出的粮食收购价格太低，而农民需要的工业品（如农具、布匹、煤油等）又严重短缺，导致农民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他主张，应该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增加对农村的工业品供应、发展农村合作社等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而不是对农民（哪怕是富农）动用强制力量。他警告说，如果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和财产，搞“军事封建剥削”，必然会引发农民的强烈反抗，最终破坏农业生产，危及工农联盟。

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一场关系到苏联未来经济发展道路和政治走向的激烈争论，在党内高层展开。

斯大林再次祭出了他那套惯用的政治斗争手腕。他利用自己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优势，以及对宣传机器的控制，开始猛烈攻击布哈林等人的观点。他给布哈林扣上了“右倾投降主义”、“富农代言人”、“背离列宁主义路线”等一顶顶政治帽子，指责他们是在向资本主义势力妥协，要葬送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而布哈林呢，虽然在理论上可能比斯大林更胜一筹，但在政治权谋和组织能力方面，显然不是斯大林的对手。他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反驳和辩解，但在斯大林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组织压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的支持者（如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托姆斯基等）也纷纷遭到清洗和排挤。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党内斗争和权力运作，到了1929年中，布哈林的命运也已注定。他被解除了一切重要职务，实际上被彻底赶出了权力核心。党内的“右派”势力，也随之土崩瓦解。

随着左翼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右翼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这些曾经与列宁并肩战斗、在党内拥有重要影响力的“老布尔什维克”们，相继被斯大林以各种名义清除出局，到了1920年代末，斯大林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苏联共产党内无可争议的、说一不二的最高权威。

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的游戏”，暂时告一段落。最后的胜利者，是那个来自格鲁吉亚的、沉默寡言但意志如钢的“钢铁之人”。他通过长达数年的、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成功地将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和不同意见者，都一一打倒在地。通往个人独裁的道路，已经被他彻底铺平。

现在，这位大权在握的最高统治者，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这个庞大的苏维埃国家了。一场规模更加宏大、影响也更加深远的“革命”，即将在苏联的土地上展开。他将以钢铁般的决心，用最短的时间，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强行拖入现代工业化的轨道。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又将不惜付出怎样巨大的代价呢？苏联人民的命运，又将在这场由他主导的“大变革”中，经历怎样的波折与苦难呢？